擔任財政司年代

郭伯偉上任時的香港

1961年, 英國政府任命郭伯偉為香港財政司, 當時的香港已成功從轉口港轉營為輕工業城市, 而政府財政穩健, 從1948年起收支已有盈餘。 如果說五十年代是禁運的建造性毀滅(Creative Destruction)逼使部分香港人轉從製造業, 那麼六十年代, 是製造業開花結果的年代; 而因政府已有資源, 也是一個政府開始介入的年代: 香港貿易發展局、香港生產力促進局、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香港標準及檢定中心、工業設計中心和包裝中心等相繼於成立, 這些半官方機構對改善香港產品質量和營商環境有一定幫助。 可是此風一長, 有一些政經界人士開始要求政府學習周邊國家如菲律賓(那時是緊隨日本的亞洲經濟強國)、馬來西亞和印尼等加大參與經濟事務, 直接提供優惠於某行業, 而郭伯偉當政時就積極抗拒這種政府過分參予的風氣。


郭伯偉哲學

那是一個潮流, 郭伯偉為什麼要抗拒? 這要從他的經濟理念說起: 他是蘇格蘭人, 蘇格蘭人素有節儉的美德, 也是其同鄉阿當史密斯(《原富》作者)的忠實信徒, 信奉「無形之手」會調節經濟。 作為公職人員, 以下是他曾說的話和曾做的事, 反映他對市場、政府財政政策、統計數據等的哲學, 和他對香港貨幣獨立性的貢獻:


自由市場

1. 減少約束, 讓貨幣流通

“…資金流入並留下正是因為它可隨時它往。 嘗試用條例阻止資金流走只會適得其反, 我們阻不了它流走且沒有其他的會再來。”

2. 不介入競爭、不與民爭利

“…當政府介入某一行業時, 對他人而言, 這行業便失去其經濟利益”

3. 信任民間集體智慧高於政府

“在自由市場上, 個別商人作出個別決定, 其所組成的集體決定可能有錯誤, 但長遠而言它的負面影響應較政府中央統籌的決定為少, 而且它的負面影響會更快的被調節抵銷。”

“我相信集個別商人和工業家的決定, 所得到的結果會比由一個政府或委員會所決定為佳和更有智慧, 這是很自然的, 因為政府缺乏對其中各種各樣事務的認識和彈性。”

4. 物競天擇, 適者生存

“我承認我不喜歡任何利用公帑去支持某被選拔的行業而另某些工業家受惠的建議, 尤其是如果工業發展的好與壞是基於官僚的觀點。”

“對初創工業的嬌養常使其停滯不前和不能成長。”


財政政策

1. 首定下五項財政預算準則, 量入為出, 收支平衡

“赤字財政政策, 它完全不適用於我們的經濟狀況。”

2. 藏富於民

“…我深深的明白藏富於民的重要性, 雖是陳腔濫調,… 我有信心將來我們(政府)需要的時候, 藏於民間的錢是會連本帶利進入庫房的。”


積極不干預, 審慎理財

六十年代是風雲幻變的年代, 香港經歷銀行風潮, 英鎊貶值, 六七暴動等動盪, 社會上確實有不少人需要政府幫助, 但也有不少人是渾水摸魚的。 每個時代都有人希望吃免費午餐, 孰真孰假, 天曉得?

錢是公家的, 反正那時凱恩斯主義當道, 而香港收支財政從1948年已連年盈餘, 正是建功立業的好時機, 郭伯偉大可作老好人。他選擇不作好人, 就是默默的忠於自己理念, 吃力不討好的積極抗拒議員和社會各界的訴求。 比方說, 英資洋行有人要求政府推動商人銀行, 郭伯偉說:「要發展商人銀行業務嗎? 向懂這門業務的商人銀行家問教吧, 找我幹什麼?」

又有自認為先知的人, 要政府「確立工業發展的緩急優先, 提供有利的條件, 鼓勵新的工業, 採取措施抑制古老工業的進一步拓展。」郭伯偉就是不相信這世界有先知, 知道哪項工業是有潛質, 其他地方成功的例子可否應用在香港。 如果是有前途的工業, 有為什麼非要政府用稅收協助不可? 況且, 又有誰有權「抑制古老工業的進一步拓展」, 倒楣了十幾年的蘋果電腦不是近年才靠ipod名利雙收嗎?

在中環上班的有車階級要求政府在中環建停車場, 蓋私人興建一個車位的成本可建一個5人單位, 根據郭氏的思維 -- 沒有人肯做的, 那為什麼要大眾負責?


對統計數據的獨特哲學

為將干預的引誘減至最低, 他甚至建議各國取締她們的統計局。 他認為統計數據會增加「有為」官員干預經濟的籍口, 這只會阻礙經濟自然調節的機能。他任財政司時, 英政府就曾派員來港調查為何香港沒有就業數據, 郭伯偉就把這位官員幾乎即時遣返英國。


對香港貨幣獨立性的貢獻


雖然郭伯偉說過自己懶惰, 而積極不干預也令人聯想到他沒做什麼的似的。可是郭伯偉任內一大作為是讓港府首次自定匯率, 使香港有自主的貨幣政策。 1967年11月19日香港早上, 英國宣佈英鎊貶值14.3%, 因香港屬英鎊區, 港元要即時跟隨。 貨幣突然的大幅貶值對民生、廠商影響很大, 尤其是香港經濟強勁, 港元沒有貶值需要。郭伯偉在跟英國磋商後, 90多小時候後把港元升值10%, 緩和先前貶值壓力, 那是香港第一次自定匯率。 7年後港幣自由浮動, 繼續自己的貨幣政策。


不好大喜功, 他就是默默的信奉自由經濟的力量; 他審慎理財, 因他知道那是香港市民的血汗錢。 他說過的: 「到底是誰做的犧牲帶來稅收, 政府開支到底又造福了誰?」 他做到的, 是拒絕用政府給他的公帑去粉飾他的官邸。

郭伯偉哲學精意在於要擺脫社會上壓力團體的擺佈和大作為、建功立業的引誘, 信任民眾有足夠的智慧, 讓市場主導發展的去向。


「我的分內事」

郭伯偉於1971年離任財政司, 留給他的繼任者21億的財政儲備和每年8.9%的實質增長(名義增長13.8%)。 當然, 香港成功的最大功勞是港人的勤奮和靈活頭腦, 但他擔任財政司十年之久, 不可能忽視他的功勞。 但香港人就是對他認識不多,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佛利民曾說: 「很難估計香港欠了他多少。」他就是這樣的低調; 很多人想為他立傳, 他就是一一婉拒。

沒有郭柏偉的無為而治, 香港會否如眾多前英殖民地般成為社會主義的實驗室? 沒有他奠下審慎理財的準則和他的彪炳成績, 他的繼任者又會否蕭規曹隨, 讓香港享受30多年的繁榮?

傳聞他是這樣形容自己在港的公職: 「那是我分內工作, 沒有什麼好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