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伯偉爵士 (1915 - 2006)

前言

2006-12-31T18:08:00.000+08:00

香港經濟從戰後到90年代急速發展, 數十年間由遠東的一個轉口港一躍成為世界級大城市。香港的成功固有許多理由: 優良地理位置, 香港人勤奮有魄力, 中國大陸解放前大量資金及技術湧入都是重要因素。但這些有利因素要有好的土壤讓它們開花結果, 而香港的良好法治和自由經濟正是上佳土壤。香港長期獲評為世界最自由經濟體系, 世界自由經濟的典範, 這是前人留下的寶貴資產。

回歸後, 香港經歷亞洲金融風暴、科網泡沫爆破、SARS等打擊, 期間經濟增長放緩及失業等問題困擾普遍港人, 民間的訴求和自家作主的思維開始影響政府的施政, 政府開始變得有為。不知什麼時候, 維持了約30年的積極不干預主義已被宣告壽終正寢。

原來經濟的自由不是白白的, 是要爭取捍衛的。曾被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佛利民 (Milton Friedman)喻為「支持自由放任經濟政策出了名」的, 於1961 – 1971 年出任香港財政司的郭伯偉爵士 (Sir John James Cowperthwaite), 2007年1月21日是他逝世一週年, 獅子山學會特別為他製作一個紀念網頁, 讓我們憑弔這位爭取捍衛自由經濟代表人物的事蹟。

*** 歡迎各界人士對本網頁提供寶貴意見, 如本網頁對郭伯偉爵士生平的敘述有任何差誤, 或遺漏了他一些重要事蹟, 懇請通知本會, 您的參與可使這網頁更進一步。製作這網頁的參考資料都可在文章中的超連結存取, 當中包括佛利民和張五常的作品, 鼓勵對自由經濟有興趣或疑問的讀者瀏覽。***

初派來港

2006-12-30T00:24:00.000+08:00

郭氏在1915年4月25日出生於蘇格蘭愛丁堡, 年少時就讀於愛丁堡 Merchiston Castle School, 其後於蘇格蘭 St. Andrews University 和英格蘭劍橋大學 Christ's College 念古典文學, 再回St. Andrews University 攻讀經濟學。 1941年結婚, 同年進入英政府殖民地部, 被委派到香港工作。當他前赴香港途中, 適逢太平洋戰爭爆發, 英政府改派他往塞拉利昂工作, 直至1945年再展開其漫長的香港之旅。

初到香港他是在貿易及經濟事務主處工作, 1952年晉升為助理財政司。 1961年接任祈樂嘉 (Arthur Clarke) 出任財政司。

二戰後世界及香港經濟

二戰後世界百廢待興, 重建項目需投入龐大資金, 加上戰時全面實行政府主導的經濟策略(如配給等制度),所以戰後各國很多選擇實行計劃經濟, 控制工資物價, 希望穩定社會及推動發展。人民得到數年休養生息, 政府主導經濟的模式沒有改變,政府以赤字財政政策來刺激經濟的凱因斯學派成為各國施政主流。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統計, 自1949到1973年西方主要工業國GDP年實質增長為4 – 4.5%, 相對於其後25年的2 – 2.9%高近一倍, 在五、六十年代人們的觀點是只要政府依據凱因斯理論施政, 那繁榮是必然的。可是現今看來, 戰後的高速增長也是由於戰時科技轉為民用生產和嬰兒潮需求所帶動的。但不可忽略的是, 前美國聯邦儲備局主席格林斯潘就曾對凱因斯理論作出評論, 指其乃七十年代美國經濟積弱的一大因素。

相對各國, 香港在戰後初期的經濟也是由政府主導, 但它很快便恢復香港的自由經濟。 1945年9月港英軍政府成立, 11月便宣佈對外貿易, 港督復職後便宣佈自由貿易: 不限制進口, 不補貼出口, 除對數種進口貨品徵收關稅外, 其餘貨品一律免稅, 這在保護主義瀰漫的年代是罕見的自由, 香港無論從貿易和財政政策上都跟宗主國英國的政策有很大的分別。在沒有跟從大潮流以赤字財政刺激經濟下的香港, 哪經濟發展又如何呢? 自1949到1973年, OECD的統計是7.8%。

擔任財政司年代

2006-12-30T00:21:00.001+08:00

郭伯偉上任時的香港

1961年, 英國政府任命郭伯偉為香港財政司, 當時的香港已成功從轉口港轉營為輕工業城市, 而政府財政穩健, 從1948年起收支已有盈餘。如果說五十年代是禁運的建造性毀滅(Creative Destruction)逼使部分香港人轉從製造業, 那麼六十年代, 是製造業開花結果的年代; 而因政府已有資源, 也是一個政府開始介入的年代: 香港貿易發展局、香港生產力促進局、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香港標準及檢定中心、工業設計中心和包裝中心等相繼於成立, 這些半官方機構對改善香港產品質量和營商環境有一定幫助。可是此風一長, 有一些政經界人士開始要求政府學習周邊國家如菲律賓(那時是緊隨日本的亞洲經濟強國)、馬來西亞和印尼等加大參與經濟事務, 直接提供優惠於某行業, 而郭伯偉當政時就積極抗拒這種政府過分參予的風氣。

郭伯偉哲學

那是一個潮流, 郭伯偉為什麼要抗拒? 這要從他的經濟理念說起: 他是蘇格蘭人, 蘇格蘭人素有節儉的美德, 也是其同鄉阿當史密斯(《原富》作者)的忠實信徒, 信奉「無形之手」會調節經濟。作為公職人員, 以下是他曾說的話和曾做的事, 反映他對市場、政府財政政策、統計數據等的哲學, 和他對香港貨幣獨立性的貢獻:

自由市場

1. 減少約束, 讓貨幣流通

“…資金流入並留下正是因為它可隨時它往。嘗試用條例阻止資金流走只會適得其反, 我們阻不了它流走且沒有其他的會再來。”

2. 不介入競爭、不與民爭利

“…當政府介入某一行業時, 對他人而言, 這行業便失去其經濟利益”

3. 信任民間集體智慧高於政府

“在自由市場上, 個別商人作出個別決定, 其所組成的集體決定可能有錯誤, 但長遠而言它的負面影響應較政府中央統籌的決定為少, 而且它的負面影響會更快的被調節抵銷。”

“我相信集個別商人和工業家的決定, 所得到的結果會比由一個政府或委員會所決定為佳和更有智慧, 這是很自然的, 因為政府缺乏對其中各種各樣事務的認識和彈性。”

4. 物競天擇, 適者生存

“我承認我不喜歡任何利用公帑去支持某被選拔的行業而另某些工業家受惠的建議, 尤其是如果工業發展的好與壞是基於官僚的觀點。”

“對初創工業的嬌養常使其停滯不前和不能成長。”

財政政策

1. 首定下五項財政預算準則, 量入為出, 收支平衡

“赤字財政政策, 它完全不適用於我們的經濟狀況。”

2. 藏富於民

“…我深深的明白藏富於民的重要性, 雖是陳腔濫調,… 我有信心將來我們(政府)需要的時候, 藏於民間的錢是會連本帶利進入庫房的。”

積極不干預, 審慎理財

六十年代是風雲幻變的年代, 香港經歷銀行風潮, 英鎊貶值, 六七暴動等動盪, 社會上確實有不少人需要政府幫助, 但也有不少人是渾水摸魚的。每個時代都有人希望吃免費午餐, 孰真孰假, 天曉得?

錢是公家的, 反正那時凱恩斯主義當道, 而香港收支財政從1948年已連年盈餘, 正是建功立業的好時機, 郭伯偉大可作老好人。他選擇不作好人, 就是默默的忠於自己理念, 吃力不討好的積極抗拒議員和社會各界的訴求。比方說, 英資洋行有人要求政府推動商人銀行, 郭伯偉說:「要發展商人銀行業務嗎? 向懂這門業務的商人銀行家問教吧, 找我幹什麼?」

又有自認為先知的人, 要政府「確立工業發展的緩急優先, 提供有利的條件, 鼓勵新的工業, 採取措施抑制古老工業的進一步拓展。」郭伯偉就是不相信這世界有先知, 知道哪項工業是有潛質, 其他地方成功的例子可否應用在香港。如果是有前途的工業, 有為什麼非要政府用稅收協助不可? 況且, 又有誰有權「抑制古老工業的進一步拓展」, 倒楣了十幾年的蘋果電腦不是近年才靠ipod名利雙收嗎?

在中環上班的有車階級要求政府在中環建停車場, 蓋私人興建一個車位的成本可建一個5人單位, 根據郭氏的思維 -- 沒有人肯做的, 那為什麼要大眾負責?

對統計數據的獨特哲學

為將干預的引誘減至最低, 他甚至建議各國取締她們的統計局。他認為統計數據會增加「有為」官員干預經濟的籍口, 這只會阻礙經濟自然調節的機能。他任財政司時, 英政府就曾派員來港調查為何香港沒有就業數據, 郭伯偉就把這位官員幾乎即時遣返英國。

對香港貨幣獨立性的貢獻

雖然郭伯偉說過自己懶惰, 而積極不干預也令人聯想到他沒做什麼的似的。可是郭伯偉任內一大作為是讓港府首次自定匯率, 使香港有自主的貨幣政策。 1967年11月19日香港早上, 英國宣佈英鎊貶值14.3%, 因香港屬英鎊區, 港元要即時跟隨。貨幣突然的大幅貶值對民生、廠商影響很大, 尤其是香港經濟強勁, 港元沒有貶值需要。郭伯偉在跟英國磋商後, 90多小時候後把港元升值10%, 緩和先前貶值壓力, 那是香港第一次自定匯率。 7年後港幣自由浮動, 繼續自己的貨幣政策。

不好大喜功, 他就是默默的信奉自由經濟的力量; 他審慎理財, 因他知道那是香港市民的血汗錢。他說過的: 「到底是誰做的犧牲帶來稅收, 政府開支到底又造福了誰?」他做到的, 是拒絕用政府給他的公帑去粉飾他的官邸。

郭伯偉哲學精意在於要擺脫社會上壓力團體的擺佈和大作為、建功立業的引誘, 信任民眾有足夠的智慧, 讓市場主導發展的去向。

「我的分內事」

郭伯偉於1971年離任財政司, 留給他的繼任者21億的財政儲備和每年8.9%的實質增長(名義增長13.8%)。當然, 香港成功的最大功勞是港人的勤奮和靈活頭腦, 但他擔任財政司十年之久, 不可能忽視他的功勞。但香港人就是對他認識不多,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佛利民曾說: 「很難估計香港欠了他多少。」他就是這樣的低調; 很多人想為他立傳, 他就是一一婉拒。

沒有郭柏偉的無為而治, 香港會否如眾多前英殖民地般成為社會主義的實驗室? 沒有他奠下審慎理財的準則和他的彪炳成績, 他的繼任者又會否蕭規曹隨, 讓香港享受30多年的繁榮?

傳聞他是這樣形容自己在港的公職: 「那是我分內工作, 沒有什麼好說。」

卸任後的生活

2006-12-30T00:19:00.000+08:00

卸任財政司後, 郭氏到香港怡富投資公司出任顧問, 1981年退休回到蘇格蘭聖安德魯斯。在其後的很多年 , 他與太太每年都花約一半的時間, 結伴到世界各地探望親友。

他的影響

2006-12-29T23:04:00.000+08:00

1971年, 郭伯偉離任, 繼任的夏鼎基、彭勵治都蕭規曹隨, 他們的施政都是依郭伯偉的五項財政預算準則為本, 再依時勢稍加修改。如剛去世的經濟學家佛利民也曾說:「他(郭伯偉)的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佛利民指出, 二戰後的香港非常貧窮，人均收入約為英國四分之一。到1997年回歸中國時，人均收入已和同期英國相約。「這充分證明了自由的巨大生產力，證明了當人們能自由追逐自己的利益時他們能取得什麼樣的成就。」

有人認為自由經濟虛無飄渺, 但美國佛羅里達州立大學經濟學教授詹姆斯．格沃特尼(James Gwartney)在介紹經濟自由的定義時說，廣義上的經濟自由包括以下四個方面的內容： “第一，自由選擇而不是集團選擇，這是經濟自由的基石；第二，市場決定的交換自由，限制市場交換自由將侵蝕經濟自由；第三，經濟活動中的自由競爭原則；第四，保護個人人身和私有財產，也就是安全和財產權。這四個方面是衡量經濟自由的最重要的指標。” 就是郭伯偉的自由經濟和積極不干預引導香港把自由的巨大生產力釋放出來。他離任後, 香港經濟繼續以7%實質增長, 香港現在已是世界知名、最富裕城市之一, 自1970年起多年名列世界最自由經濟體系。香港既以自由聞名於世, 自由經濟是香港這三十年成功的基石, 當世界都走向經濟自由時, 港人勿走回頭路, 丟棄前人留下寶貴資產。

郭伯偉的影響

郭伯偉對於香港的財政政策影響深遠, 他的審慎理財, 量入為出政策已被編入基本法內, 反映得到中、英政府和香港廣泛人士的認同。

可能郭伯偉自己也沒想過作為香港這彈丸之地的財政司, 他的施政會對世界經濟有這般深遠的影響。儘管是佛利民和海耶克在理論及著作上提倡自由經濟, 但却是郭伯偉把理論應用於實際上, 更讓全世界看到自由經濟實驗的成功, 而香港亦成為經濟課本內的自由經濟典範。郭伯偉的實踐向英國的戴卓爾夫人和美國的列根總統提供了經濟改革的憑據 , 使他們敢於大刀闊斧的改革經濟, 讓英美經濟重生。香港也影響了紐西蘭, 80年代進行經濟改革, 大力推行公營機構私有化, 簡化減低稅率, 現在的失業率是4%以下, 比香港還低。香港更加對自鄧小平起首推動的中國經濟改革開放作出典範。

政經名人看郭伯偉

2006-12-29T23:02:00.000+08:00

米爾頓．佛利民 (Milton Friedman),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不過，這(放棄積極不干預政策)無毀於郭伯偉的成就。無論香港的未來會怎樣，過去50年的經驗將會繼續指導和鼓舞追求經濟自由的人士。這也為希望給其人民帶來同樣繁榮的決策者提供了一個良好經濟政策的持久樣板。」(原文)

「一個官僚的意外決定, 殖民地部委派郭伯偉出任香港財政司, 結果是其祖家被社會主義所扼死, 而殖民地成為自由經濟的樣版戲。」 (原文)

曾蔭權, 香港特別行政區首長

「我們永遠懷念郭伯偉爵士，他是創造香港這個最自由市場經濟體系傳奇的重要人物。」(原文)

張五常, 世界著名經濟學家

「此君(郭伯偉)主張的不是凡稅必反，而是簡單的稅制，加上政府花錢愈少愈妙。市場可以做到的，政府盡可能不幹——這是郭老的座右銘。沒有人不同意此君大智大慧。」(原文)

歐克魯(P. J. O’Rourke)美國著名記者及暢銷作家, 學術機構 Cato Institute 學者

「一位刪繁就簡的大師」(原文)

Marian L. Tupy 美國學術機構 Cato Institute 全球自由繁榮政策分析員

「他是一位有原則和謙遜的人, 以其智慧、勇氣和堅定貢獻香港使她從貧窮一躍變為繁榮, 他是會被紀念的。」(原文)

Alex Singleton 英國學術機構 The Globalisation Institute 總幹事

「郭伯偉使香港成為世界最自由的經濟。」(原文)

郭伯偉檔案

2006-12-29T22:36:00.000+08:00

1915年4月25日生於蘇格蘭, 年少時就讀於愛丁堡Merchiston Castle School

1933年先後於蘇格蘭St. Andrews University和英格蘭劍橋大學Christ’s College
念古典文學, 其後回St. Andrews University 攻讀經濟學

1941年加入港英殖民地政府

1961 – 1971年出任香港財政司

1971 – 1981年任職於香港怡富投資, 1981年退休回蘇格蘭

2006年1月21日逝世